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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草原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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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草原文化的根基
“公元前16世纪，由于气候条件的变化，中国北方地区草原生态环境形成，使原来从事农业的群体开始转向从事牧业，这些群体构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主体，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一些部落或者部族从事牧业生产，兼营农业，创造的文化具有农牧结合的特征。直到西周晚期，游牧民族出现，从而产生了游牧文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主任、中国民族学会副秘书长麻国庆博士说。
他说，北方游牧民族在获取食物、生活资料、开发经济的过程中，保护了生态环境。但是，草原生态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受自然条件和社会人为因素影响，草原退化、沙化和能量流失严重，从而影响了诸民族传统的文化。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民国时期，一次次在荒地、牧场上开田种地，严重破坏了草原植被，使水土流失逐年加剧、降水量普遍减少、风沙天气增多、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草原退化以及能量流失，以至于历史上被匈奴贵族赫连勃勃选作大夏国都城的统万城不见了，西汉中叶以后穿过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的南北两道中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见了，1000多年前丰美无比的鄂尔多斯大草原不见了……其他蒙古族诸部也因为生态变迁，传统文化正在弱化和消失。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实施恢复生态的政策与措施，有效遏止了草原沙化、退化以及能量流失，使草原得到恢复。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受自然现象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草原生态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使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文化或多或少受到冲击。
蒙元文化：首府建设的文化支撑
“通过对呼和浩特市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认真提炼出其中最具特点和影响力的文化内涵，加以物化研究和处理，可以为呼和浩特市城市建设提供可靠的文化支撑，进而改变呼和浩特市城市建设所存在的民族特色不明显、文化品位不高、与内地城市雷同的现象。”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说。
他说，呼和浩特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引进文化定位工作，决心打造具有蒙元文化特色的成吉思汗大街，进而把呼和浩特市建设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地域风格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市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地理位置重要，具有建设拥有民族特色和高尚文化品位的现代化名城的条件。成吉思汗大街的建成，将会为呼和浩特市城市建设增添一道靓丽的民族文化风景线，为改变呼和浩特市城市建设的现状，进而提高呼和浩特市城市建设的民族文化品位起到关键作用。呼和浩特市正好处在中原和草原的接合部，历来都是南北两大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单元的碰撞、交流、并存和融合的地区，因此呼和浩特市本土文化具有了多元特点。在呼和浩特市多元文化中，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刻。在呼和浩特市建城2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农耕文化约占500年的主流地位，草原游牧文化约占1800年的主流地位，由此可知历史上呼和浩特市两种主流文化中，草原文化具有优势文化地位。今天呼和浩特市的多元文化中中原农耕文化成为当然的强势文化和主流文化，但是草原文化仍然作为特色文化在保留和延续。因此，呼和浩特市在确定自己的文化特色时，一定要从自己的多元文化中选择出优势文化和特色文化。成吉思汗大街的建设，以景观建设、建筑建设和广场建设为内容；以蒙元文化为特色，定位准确，依据充分。然而，蒙元文化具有无形文化多而有形文化少的特点，尤其是可供参考的蒙元建筑和建筑文化缺乏增加了建设成吉思汗大街的难度。如何把蒙元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内容，经过物化处理，并且应用到成吉思汗大街的城市特色景观上，已经成为建设成吉思汗大街成败的关键。
成吉思汗：商贸可以促进人类和平
“成吉思汗特别重视发展商业和贸易，他认为商业是增加社会福利，促进人类和平的正当行业，尤其把对外贸易看作国家的‘金麻绳’，看作他们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睦相处的纽带。”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王来喜教授说。
他说，成吉思汗统治后期，随着蒙古领地的扩张，西域各国也就成了邻国。那时，各邻国间来往频繁、人民安居乐业，西域商人也纷纷来到蒙古。成吉思汗也向邻国派出庞大的商队，希望与他们友好相处，共取经济利益。在成吉思汗看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们是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友好使者。他认为商人不是世人鄙视的对象，而是人们学习的楷模。他在《必里克》中说：“就像我们的商人带来织金衣服和好东西并坚信能从这些布匹织物获得巴里失（钱币）那样，军队的将官们应当很好地鼓励儿子们射箭、骑马、一对一格斗，并且让他们练习这些事，通过这样的训练把他们练得勇敢无畏，使他们像坚毅的商人那样掌握所知道的本领。”他鼓励子孙后代学习商人们不怕艰难、兢兢业业、敢冒风险、勤奋好学、从零开始的创业精神。成吉思汗提倡自由贸易，坚持公平买卖、等价交换的原则。他指责商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的不义行径；反对商业交易的不守信用、相互欺诈，尤其对那些欺行霸市、投机发财、盘剥百姓的奸商，主张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予以打击。成吉思汗为了鼓励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政治上以富商大贾担任行政要职，提高其社会地位。同时他还在蒙古帝国上层培育了一批重商、扶商的代言人。在经济上，他以减免商税、鼓励经商、提供资助等办法来便利商民。根据成吉思汗的《大礼撒》，一律免除宗教人士、贫民、教师、医生以及各类知者的赋税负担。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在他的继承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特别是在忽必烈皇帝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元上都：草原文明之都
“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大家了解元上都。同时，我也盼望元上都早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坚博士说。
他说，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有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600多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元上都遗址北依龙岗，南临滦河，史籍赞其城“龙岗蟠其阴，滦水迳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中统四年，元上都成为和元大都并列的草原都城。忽必烈以元大都为正都，是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进而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以元上都为夏都，则可以北控大漠，南屏燕蓟，通过定期的巡守以联系漠北的蒙古宗王和贵族，稳定内部，保持蒙古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元上都是北方游牧的蒙古族掌握政权后，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一个在中国北方草原勃然兴起的蒙古大帝国，没有一个固定的都城，这对于习惯于定居生活和王朝统治的中原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元上都就是忽必烈在听取众多汉人谋士的建议后，顺应历史的发展而主持修建的。公元1275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元上都，受到过忽必烈的接见。《马可·波罗游记》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元上都的记录：“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宫舍内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元上都的宫殿，多见于史载，元人有“大安御阁势苕亭，华阕中天壮上京”的诗句，描绘了大安阁高入云霄的宏伟气势。元朝大多数皇帝都是在元上都的大安阁举行登基仪式的。从大安阁旧址出土的汉白玉雕龙角柱建筑构件和刻有燕尾槽的石条地基，以及浮雕动物、花卉和刻有古兰经的阿拉伯文石刻上，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当时宫阁辉煌、飞檐高耸的都市繁华景象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历史上多少曾经的辉煌与繁华，在人去楼空、风烟散尽之后，留下的往往是累累的废墟。废墟是颓败的、甚而悲壮，但是在它的积尘深处，往往掩埋着富于生命力的文明，那是一些碾成了碎片而依然光亮的文明，一些让人神往而缅怀的文明。元上都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战火中毁灭了，而它的遗址则一直保存下来，元上都的名字也长久地在草原上留传。这座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都城，也永远地留在了马可·波罗以及许多西方人的记述中。
元大都：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的典范
“真正的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东北民族、蒙古民族与中原民族交流与融合的首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只有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教授朱耀廷说。
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数百座都城，自从金海陵王完颜亮定都中都之后，北京就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首都，历经元、明、清850年的风雨沧桑，再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以与之比肩抗衡，因为北京地区是沟通我国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间站，是因为北京地区是自古以来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因此才逐步从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是华夏族、汉族和北方少数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东胡林人遗址、镇江营遗址、上宅文化出土的文物既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也有少量北方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既受中原和北方文化影响，又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长城，曾经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线，作为农业民族防止草原民族南下的军事防线，并没有能够阻止草原民族的南下，也没有能够阻止农业民族与草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经济发展了，人口增加了，军事上也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安史之乱后，这一地区进一步成为汉族、突厥、契丹、室韦、高丽、回纥等各族人民生活和劳动的地方。北京成为 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冲突的主战场，争夺的主阵地，它也促进了彼此的融合。忽必烈 从开平（元上都）到元大都（今北京），使其成为全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都城，更成为一座规模宏大、辉煌壮丽的世界性大都市。从此，元大都成为中国第四次统一之后中华民族的伟大都城，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一座首屈一指的或并不多见的国际性大都市。古代北京城市建筑特色，以汉制为主，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经典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并且为世界所少见。明清时期，北京进一步向多民族的国家的首都发展，促进了政治制度的交融、改革和宗教文化的繁荣，同时让当地的文学艺术始终处于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北方重镇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专家：保护草原文化意义深远
“生活在草原上的各民族创造了适应于草原生态的草原文化体系。草原人民一代又一代的以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了自身极富个性的特色文化。草原文化是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的传承在整个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当代世界，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各民族的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现象很难长期存在。”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色音说。
他说，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护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或者民族性较强的文化，对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果抛弃民族文化传统，没有任何特色，则在世界民族之林失去地位，同时也在国际政治中失去影响力。因此，保护草原文化意义深远。不过，应该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保护是前提，只有保护好才能够合理利用，才有可能继承和发展。合理利用有利于保护，但是利用的同时不能够损害文化遗产。只有完整保护草原文化，才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价值；草原文化保护得越好，其价值也就越大，知名度也就越高，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也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良性循环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文化是生生不息的。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一样，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每一种文化现象都会因为时间的不同和空间的差别而发生质或量、内容或结构的变化。每一种文化既不能脱离时代性的规定，也不能与世界文化的大时代相违。草原文化必须在保护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展是一个较复杂的对立统一体，做到既要保护也要发展并不容易。随着城市化和包括西部大开发在内的各类开发活动的进展，草原文化保护越来越重要。大规模的国土开发和城市化面积的扩大，自然状态的草原面积逐步缩小，这必然要使草原文化面临新的破坏危险，而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和社会的全球化逐步导致传统的草原文化和游牧方式迅速衰弱。关心和参与保护草原文化的实践和行动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应该利用和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知识优势，为我国的草原文化保护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对草原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的贡献，实际上也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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