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8~29日，在鄂尔多斯市召开的“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专家学者对秦直道的修建目的、重要意义和对草原文化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研讨。会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郝诚之指出，古老的秦直道上并非杀气腾腾，其和平意义远远超出军事意义。

　　媒体报道中的秦直道充满杀气

　　2005年上半年，网络和电视等媒体纷纷以“被遗忘的奇迹”、“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等为题，将古老的秦直道展现在世人面前，吸引了亿万人的目光。

　　网上说：“这条直道由陕西省北部的定边县进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经乌审旗北、东胜区西南，在达拉特旗昭君坟附近跨过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的秦九原郡治所……一旦边关告急，军队就可以从京都咸阳直达塞外国境。”

　　电视上说：“在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之中，传说在那山脊之上，有一条历史久远的古老道路，并排能够跑10辆马车，纵穿陕北高原，像笔直的利剑，直达北方大漠，铁甲骑兵仅用3天时间就能够从秦的都城咸阳赶到北方的阴山脚下。”

　　“始皇欲游天下”才是修路的真实目的

　　在“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上，郝诚之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亲历过秦直道的历史学家只有一人，最早记载秦直道的大文学家也只有一人，那就是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那么，司马迁笔下记载的秦直道又是什么样的呢？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郝诚之认真研究《史记》后指出，对于修建秦直道的目的，司马迁只留下“始皇欲游天下”这6个字。起关键作用的“游”字的内涵包括“巡行”、“临察”、“游观”等意。诚如秦二世胡亥所说：“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

　　秦始皇本人也在泰山石刻上留言“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

　　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用于秦直道是张冠李戴

　　有的媒体引证古文，说秦始皇修直道后，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张弓而报怨”。郝诚之指出，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这虽然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的一段话，但是这是司马迁引用贾谊《过秦论》中的一段话。原话是“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张弓而报怨。”该段原文中所说阻挡匈奴南下的军事设施是长城，而不是秦直道。

　　郝诚之认为，司马迁用字准确，惜墨如金，他没有突出秦直道的军事用途是忠于历史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始皇欲游天下”而修直道，既不是用武力征天下，也不是以战争服天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从这里不难看出，秦始皇在当时销毁兵器的目的，就是想让战争停息。陕西省榆林市古道研究所的考古专家贺海清先生与郝诚之进行交流时，也赞同郝诚之的观点。贺海清分析说：“秦始皇内并六国，外抚四夷，并没有对外奉行战争政策，必打个你死我活不可。他一生五次巡游，第五次从山东到河北，计划也是抵九原，经直道，返回国都。秦始皇中途驾崩于河北沙丘（今邢台），随从人员李斯、赵高、胡亥等惧怕外界怀疑，坚持按原计划让    车京从直道回咸阳，都体现了为游历而修路，不是为打仗而修路。”
   
　　秦直道上的残存也证明不是为战争而修

　　据《古长城与秦直道》一文介绍：“在秦直道所发现的19处秦汉遗迹中，均有大板瓦、筒瓦、空心大砖、云纹瓦当等用于宫殿建筑的材料，说明在原来的秦直道上有宫殿建筑物存在，这些宫殿遗址每隔30公里就有一个，由此推算，在整个秦直道上应该有26座宫殿。”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郝诚之曾经拜访过《延安文物志》总撰稿姬乃军先生。治学严谨的姬乃军曾经亲自考察过秦直道，他说，秦直道沿途有的行宫面积很大，十分豪华。如陕西省志丹县境内任窑子行宫遗址占地28万平方米，遗址周围地表存有绳纹筒瓦、陶管道和大型础石等建筑材料。这只能解释为是用于巡行、避暑、游观的高规格建筑，根本不是“细柳营”那样一类的军事设施。郝诚之指出，自古兵贵神速，要想直南直北穿山越岭，建兵道能够过部队、走兵车即可，修60米宽干什么？而且为打仗服务，修得越快越好，拖两年半还“道未就”，匈奴赶过来怎么办？当时的大将蒙恬、太子扶苏已经在边境屯兵30万，打仗足够用了，还需要从京都咸阳调兵遣将吗？因此，修直道为战争服务的臆测是经不起推敲的。

　　秦直道上交融着民族和平之歌

　　郝诚之指出，2000多年来，在这条古老的秦直道上，一直交融着一曲又一曲民族和平之歌。据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多年考证，王昭君出塞和亲所走的就是秦直道。1954年，考古学家们在秦直道的终点包头市麻池一带挖掘的汉墓中，发现了许多刻写着“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中说：“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些瓦当是属于西汉末年……如果这些遗物的年代判断不错，那么，这些印有‘单于和亲’的砖瓦，只能认为是为了纪念昭君出塞而制作的，因为在西汉末年只有这一次和亲，而王昭君则是最后出塞的一个姑娘。”

　　郝诚之说，随着对秦直道的考察日益深入，新的成果证明，它不仅是民族和亲之路，而且是民族团结、商贸发展、文化交流之路。现代画家靳之林先生两次徒步考察秦直道，在沿线发现了许多汉、北魏、西魏及唐宋金元时期的石窟、石雕以及宋瓷等文物古迹，他认为秦直道曾系古代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支线。由此可见，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的作用非常突出。如果综合陕西、内蒙古、北京、湖北等地的文史旅游考察，就会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秦直道是一条我国最早以高质量公路连通南北的大动脉，是一条千古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会交流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