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陵——蒙古族文化的七宝箱-中国·内蒙古蒙药精品网

　　伊金霍洛拥有成陵，是鄂尔多斯的光荣，也是内蒙古的骄傲。我跟蒙古族同胞交往40多年，深知他们对成吉思汗有一种刻骨铭心的集体荣誉感，他们谈起成吉思汗来是那样激动和滔滔不绝。1226年，成吉思汗远征西夏，从鄂尔多斯的土地上路过一趟，就走出一条情切切、意绵绵、剪不断、切不开的鄂尔多斯文化带来。

　　你去阿尔寨石窟（在鄂托克旗）参观，任何一个牧民都可以告诉你：百眼井是当年成吉思汗饮马的地方。附近的7座牌（7座靶形的山头），是成吉思汗当年射箭的地方。那哈日苏勒德（黑纛，神矛的一种）山和阿拉格苏勒德（花纛，神矛的一种）山，就是当年成吉思汗存放镇远神矛的地方。石窟后面那个隐蔽的石屋，就是当年成吉思汗养伤的地方，甚至墙壁上的那幅家谱式的壁画，也是成吉思汗的祭祀图。你不信吧？阿拉格苏勒德现在还在该旗的马拉迪苏木供奉着。哈日苏勒德辗转到了伊金霍洛，现在就供奉在成吉思汗陵园的苏勒德祭坛上。祭祖图出自元明画家的手笔，也不是现代人的伪作。

　　这里的老人，还能把你领到如今成陵东南的小山包上，指着面前海海漫漫、花香鸟语的一片草滩，告诉你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吟诗的地方。你不信吧？《黄金史纲》、《蒙古源流》都有记载，脚下还有一座纪念驻马吟诗的敖包，那敖包也屹立了七八百年，不是今天的人们树立的。

　　成吉思汗打败西夏后，曾纳西夏王后古日伯勒津高娃为妃，古日伯勒津高娃跳河而死，从此黄河就改名叫哈敦高勒——夫人河。你不信吧？这位夫人从前一直供奉在准格尔旗，直到解放以前，王公和百姓过河，都不敢提成吉思汗的名字，还要默念“哈敦垂怜，哈敦垂怜”，往河里丢钱献哈达，或者把渔民打下的鱼放生。当地人知道了这个风俗，每逢蒙古人过河便云集河畔，以收渔人之利。你不信吧？17世纪的书籍中就有记载，祭河的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最近，内蒙古档案馆的研究员萨·那日斯，还以确凿无误的论据，考证达拉特旗的昭君坟不是昭君的坟，而是古日伯勒津夫人的衣冠冢。更为普遍的是，这个地方的牧民为了纪念成吉思汗，就仿照苏勒德的样式，做成了禄马，栽在自家门前，这就是鄂尔多斯家家户户门前飘扬的禄马风旗（俗称玛尼杆）。成吉思汗与西夏国王约好五月开战，但是过后一寻思：不可，那时黄河冰消雪化，岂能飞越？便出其不意，二月出兵，并且谎称二月就是五月。一直到今天，鄂尔多斯都把这种历法沿用下来，正月过去就是五月。

　　1932年，达拉特旗出土了一则有关成陵的传说手抄本，讲到成吉思汗逝世以后，他的白驼白马闻讯自来，立于灵前，不胜哀伤。那白马——他生前的坐骑，竟然以头触地，猝然而死。人们便把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衣服、宝剑等等，置于一个七宝箱中，放在车上，让白驼拉着，往故国而去。走到一处平漠洼地，白驼忽然停下，仰天长鸣。随行人员赶忙祈祷，祈祷到关键时刻，七宝箱大放异彩，宝剑不翼而飞。人们想起成吉思汗生前吟过的诗，便将七宝箱就地而埋，这里以后就成为伊金霍洛。这个故事，充满象征意义，它暗示成陵可能就是一个衣冠冢，伊金霍洛便是一个七宝箱。

　　成陵不仅是一个传说和故事构成的虚幻殿堂，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文化载体，一个巨大的文化遗存。真正是蒙古文化的七宝箱。20世纪30年代参加过成陵大祭的国民党官员和文化人士，曾经惊叹其祭礼的隆重和繁缛远胜孔庙。如果这些人能活到今天，看到随着某些禁忌的逐渐解除而恢复得越来越多的祭祀实况，越来越多的秘藏典籍，也许他们更会为成陵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而发出感叹！

　　成陵文化大体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形的物质的，尤其是珍藏白室里的许多蒙古民族的历史文献和祭祀书籍。比如《白史》、《红史》、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金书》（现已经有人整理出80万字），以及民间口头文学手抄本等等。其中有的还是别处没有的孤本，还有历朝历代各地蒙古王公献赠的金银器物和祭祀用品。另一部分是口头的非物质的，包括达尔扈特世世代代承传下来的祭词、祷词、祝词、赞词、古歌，纷繁复杂的祭祀礼仪，各式各样祭品的制作工艺和流程，18个和希格的秘俗和族规等等。它们给我们留下文化的信息、历史的回声、宗教的烙印，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在战乱和“文革”中损失殆尽。但是被达尔扈特保存下来的还是不少，特别是保存在他们口头和心灵上的遗产，是永远夺不走的。

　　我每次从草原归来，或者是浏览一些蒙古文化的书籍，再来拜谒成陵，便想起“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的诗句。成陵就是一部阅读不够的《史记》。比如我在新疆，曾经听朋友说起一则关于卫拉特部族起源的传说，最近在翻译成吉思汗大祭词的时候，竟然遇到“以鸮鸟为父，以瘤树为母，艾古代巴达玛太师子孙们的福分”的字句，跟那里的传说一模一样。《蒙古秘史》曾经提到一种叫俎勒图的东西，包括动物的下巴、喉咙、食道和肝、肺连在一起的部分，译注者札奇斯钦解释为祭品的一种，现在仍然存在于达斡尔族的祭祀活动中而蒙古族中已经消失。可能札氏未参加苏勒德的祭祀活动，成陵苏勒德的祭祀一直就在使用这种祭品，这说明在蒙古族中这种祭品并没有消失。对于成吉思汗诞生的日期，史学家们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达尔扈特老人根据他们达斯玛（皮条的敬语）祭的推断，认为是阴历十月初一。我以前也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猜测，今年看到新近出版的《明镜》（道光十五年成书），才知道与达尔扈特所言一点不差。因此，我越来越感到成陵这座文化宝库，仰之弥高，涉之弥深，具有永久的文化魅力和不朽光芒。别处具有的，这里可以找到；别处已经消失的，这里还完整地保存着。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这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答案。

　　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成陵不仅是塞北的麦加，而且是蒙古族的黄帝陵。由于我上面说的领袖崇拜，由于达尔扈特人的保护，由于她是成吉思汗的陵寝之地，神圣不可侵犯，大家便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存储之地。蒙古族的珍贵之物，凡是游牧和战争中不便携带和不能携带的，都愿意献在这里，存于此处，终于使它成为蒙古文化的集成之地。她是蒙古文化的源头和中心，一座屹立在蒙古高原上的珠穆朗玛。

　　伊金霍洛有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就是这里不仅有成陵，而且有与成陵同龄的达尔扈特。达尔扈特永远与成陵同在。通过父传子受，世代绵延，他们传承了弥足珍贵的成陵文化，成为成陵的载体。没有他们，就没有成陵。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围绕着他们的外围文化群体，如郡王旗忽阑哈敦（成吉思汗第二夫人）的供养人四苏木，鄂托克前旗查干陶勒盖苏木的金马桩世家，准格尔旗古日伯勒津哈敦的供养人五苏木，杭锦旗的九大台吉，这些准达尔扈特或者类达尔扈特，共同撑起了成陵这座大厦。

　　达尔扈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不受行政系统的管束，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内部有一套独特的管理体制，自成小社会。他们不当兵、不纳税、没有顶戴品级、也不当喇嘛（上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有所改变）。他们一生守常孝，祭常礼，只对成吉思汗负责。他们之间，通行一套专门的祭祀术语与敬辞。连大字不识的老太太，在祭祀和外交场合说话也文绉绉的。他们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土地上，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代表着全体蒙古族。他们本来是当代人，可是如果穿起古装，或者做起仪式来，就像回到古代，跟蒙元时期没有多大区别。

　　他们不稼不穑，不狩不猎，专以化缘为生活来源。他们之间都流行一句“指朕之名而为生”的圣主口谕。每到大祭之前，他们便请下令牌，带上文书，三五成群，骑马带刀（成吉思汗的宝刀），远到新疆土尔扈特、俄国布里亚特，近到本盟各地去募化布施。所到之处把成吉思汗画像一挂，《伊金桑》一念，香客就能跪下一片，量其所有，布施五畜和银钱。这一切既是圣主的祭祀用品，也是他们的生活来源。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发挥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把成吉思汗的大名张扬到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了达尔扈特人和成吉思汗陵。通过这种活动，增加了蒙古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感，无形中建立起一个信仰中心。

　　作为圣主的守灵人，他们随着成吉思汗灵帐漫游流转，元朝在大都，北元到哈拉和林，明朝到王爱召，清朝到伊金霍洛，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在同治年间为保卫成陵做过牺牲，在“文革”中受过浩劫……命运把他们和成陵绑在一起，同呼吸，共荣辱。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对成吉思汗特别虔诚和爱戴的文化心理。

　　去年我们在成陵拍摄电视剧《成吉思汗陵西迁》，为了真实，凭我的老面子，借了人家的祭器双盅银盘。又为了追求艺术效果，摄像坐在吊车座上从这件祭器上跨了过去。想不到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平时一向和善的达尔扈特首领古日扎布大发雷霆，说我们把老祖宗的东西糟蹋了，一把就将双盅银盘夺了回去。我赶忙解释说：这样会穿帮的，他说你们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压在屁股底下，就不穿帮了？实际上我们只是从很高的上面跨越了过去，但是这也不行。从这件小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达尔扈特对成吉思汗的态度。

　　所以，达尔扈特无小事。成陵每发生一件稍大的事情，都要牵动社会，引起全民族和国家的关注。道光年间，曾经发生过轰动内外蒙古的事情。这就是道光皇帝听了某些人的上奏，撤销了达尔扈特太师、太保、宰相、浑锦等名号。在京坐班的蒙古王公得知以后，以彻辰汗盟阿日德希达为首，联合内外蒙古十盟王爷，给道光皇帝写信，硬逼着道光皇帝收回了成命，恢复了达尔扈特原来的名号。在那个“真龙嘴里无空言”的时代，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苏尼特英雄吉鲁根巴图尔（就是《蒙古源流》中那位给成吉思汗灵车念过赞词的人）的后代，因为当地官员强迫纳税，他们把状告到原籍苏尼特王旗，该旗王爷几次来信与伊盟盟长交涉，终于恢复了他的达尔扈特身份。凡此种种，不难看出达尔扈特的社会地位和在整个蒙古民族中的影响。

　　为了找到答案，我拜访了保管银棺钥匙的察克德尔老人。他说既然有钥匙，银棺就是能打开的。春夏秋冬4个大祭的时候，能把银棺开启四指宽，可以勉强伸进一只手去，取出里面的一刀一叉。再往里面的东西，看不太清楚。1966年，“文革”狂飙席卷成陵，一群红卫兵打开了银棺。他站在前面看了个仔细。银棺下面是五色垫子，垫子上放着一把青铜椅子，椅子上放一个包格其（包）。其余的空隙之地，全用一种八棱的黄缎疙瘩充塞着。一个大胆的红卫兵扯开一个疙瘩，发现里面尽是骆驼毛。这个红卫兵还要扯开其余的，被当时的旗长赵建国制止了。察克德尔小时候听爷爷讲过一个故事，说土默特的一位王储，自恃是成吉思汗的嫡后，要打开包格其看个究竟。包格其有三个口子，必须全部打开才能看清楚里面的东西。他刚打开两个，一只眼珠便蹦了出去，吓得人们四散奔逃。察克德尔特别留心了一下，看到包格其的确有三个口子，两个已经打开。或许红卫兵也存有某种恐惧心理，谁也没有勇气打开第三个口子。所以直到今天，成陵仍然是个千古之谜。

　　不过，那团驼毛却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据萨·那日斯考证：“很古以前人死的时候，要在鼻子上放绒毛，以吸附人的灵魂。断气以后把这团绒毛放起来，作为老者的代替物供奉起来。”如今乌珠穆沁人还有这个风俗。而且他们这团绒毛放在召福的香斗里，作为祖先的在天之灵供奉起来。土尔扈特人则干脆把这种代替物叫作伊金。

　　事实上，历来的蒙古人都是这么看的。特别是黄金家族的直系后代，都把成陵称为格林薛德——家神。每年腊月二十三、正月初一、三月二十一，他们都要到成陵磕头。尤其是荣登大宝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向成陵磕头，取得他老人家的认可。像第二次统一蒙古的达延汗，第三次统一蒙古的俺答汗，卫拉特的脱欢太师（也先父亲）等等，都给成陵磕过头。因为他们都明白，拥有了成陵，便拥有了天下，拥有了民心。达延汗的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就是因为苏勒德投奔到他的麾下，从而成了鄂尔多斯的霸主。察哈尔的林丹汗，在败走青海的时候，曾经把成陵带走，打算到青海以后以此为旗帜，号令蒙古，东山再起。1937年，日寇在侵占归绥、包头以后，派出特务乌吉达到伊金霍洛，要挟当时的伊盟盟长沙王，要将成陵迁到投奔日寇的德王占领区。沙王当机立断，毅然向国民党行政院提出迁陵的要求。国民党派出大批官员，在共产党的有力配合下，把成陵迁往甘肃兴隆山大佛寺。1954年，在刚刚撤销绥远省，内蒙古东、西部连成一片的时候，乌兰夫又向中央申请巨款，建成新陵，将成陵迎回。从此成陵的地位更加显赫，成为内蒙古各族人民景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