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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吉思汗陵不是衣冠塚（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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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诚之
窝阔台陵，随父进河套
成吉思汗陵银棺内有骨烬的另一佐证，是继承他王位的三儿子窝阔台汗的银棺内就盛放着“骸骨”。供奉窝阔台汗银棺（达拉特旗达尔扈特守灵人称灵箱）的白色宫帐，即“元太宗窝阔台陵”，就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的展旦召附近。由于窝阔台汗的遗存灵骨是胛骨（蒙古语胛骨称“达拉”），所以窝阔台汗长子贵由汗“遵蒙古传统，为永远纪念和祭祀”，把父汗的灵骨和“神灵之物”（弥留之际放在鼻孔上的一绺白公驼顶鬃毛），迁置于成吉思汗“八白室”旁。据内蒙古档案馆研究馆员、研究鄂尔多斯蒙元文化的资深专家宝音先生跟踪调查，1982年6月，他采访居住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展旦召西北的窝阔台陵的守陵人那顺乌力吉之子孟克巴图，孟说：“我们家庭祖祖辈辈祭祀窝阔台伊金（即窝阔台陵），这是我们祖辈的神圣职责。痛惜的是存放伊金灵骨的灵箱被父亲埋藏在达拉特旗银肯沙之后，至今未找到。”他说，父亲1934年所以埋灵箱，是因为当时土匪猖狂。其父那顺乌力吉，为防止窝阔台汗的银棺被盗，悄悄埋藏于银肯沙东段某地，并作了标记。后来风吹流沙埋压了标记。（见宝音，《元太宗窝阔台白宫探源》，《鄂尔多斯文化》）
《绥远通志稿》记有达拉特旗境内的“元太宗窝阔台陵”：“窝阔台陵蒙古语叫窝阔台口哀金（也译为‘伊金’，汉语‘主’的意思）。在鄂尔多斯地区达拉特旗至西南三十里口哀林滩。系一蒙古包，内供一箱。箱中所藏不知何物。用黄缎蒙罩，人不得而启视也。相传谓内藏窝阔台汗之骸骨。曩存于至西北二十五里之喇嘛赏。”因为“不设达尔汗特（又称达尔扈特）”，所以“由附近一蒙户守祀之”。书中的记载与宝音先生调查到的只有一户世袭者守灵相符。该《绥远通志稿》还有“窝阔台墓”一节，称：“在上丹召之西北（今展旦召）、达拉王府之西南，距王府约三十里处有‘窝阔台墓’。”“于天气晴朗时，登召远望，遥见西北之荒沙广漠中，有较大于普通之蒙古包一座。包之北面，且有看守此包之达尔汗特人住屋数楹，盛窝阔台骸骨之银棺，即置于此包中。”（见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
在鄂尔多斯地界、河套境内还有成吉思汗另一子元睿宗拖雷的陵墓，叫“道拉德口哀金”，“在今杭锦旗王府之西南三十余里、乌兰吉勒梦庙东北二十余里，即德勒半拖雷之墓也”。（见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
绥远通志馆的史志专家们认为，成吉思汗陵“八白室”周围聚集了成吉思汗和其子窝阔台、拖雷及后代皇子的众多陵帐，说明“起辇谷”应在河套内之鄂尔多斯。他们说：“元代诸帝陵寝所在，据正史皆葬起辇谷，而起辇谷究在何地，则已成历来考古学上最大之谜。虽以张鹏翮、徐兰、叶子奇、张穆诸先生之博学，亦不过各为推测恍惚之词以阙疑，终不敢确断其必在何处也。”他们以4条理由考证认为，“元代诸帝陵寝所安之起辇谷，仍以在河套、鄂尔多斯境为可信”。他们列出的理由有：1.“伊盟各旗，于共尊之成吉思汗陵园口哀金哈涝（即伊金霍洛）外，尚有分祀之小口哀金”：“相传谓伊盟有七十二哈涝之谚，可见河套所葬元代帝后不止一人”。2.冯承钧所著《成吉思汗传》称，成吉思汗驾崩在征西夏。“西夏主已降，唯限一月献城之际。是时，大军驻灵州，遗嘱令窝阔台、拖雷两个儿子等夏主献城后始发丧，其后拖雷奉柩回怯绿连河。诸将闻讣，三日皆驰至，遂葬起辇谷。正因为西夏国都距河套甚近。元太祖既平夏国，而其子即葬之于近地，遗柩自灵州抵河套发丧，诸将才能三日内赶到”。3.《蒙古源流》记载，“达延汗以次子乌噜斯博罗特为右翼三万人济农，被鄂尔多斯之满都赉等所害，即令左翼三万人往征之，遂收服右翼，平定六万军民。乃于成吉思汗八白室前称汗号。据此看出，达延汗之称汗号，必待收服右翼鄂尔多斯地，亲谒君汗之八白室礼成，始得正其位”。对这一观点，鄂尔多斯文化专家杨勇先生高度认可。他指出：“蒙古大汗继位，必须要到成吉思汗八白室前拜祭祀，始得认定。否则，就是没有得到成吉思汗承认的大汗，是不正统的。例如明代蒙古大汗不断更迭，政局一片混乱，其中有一位大汗，就因为采取窃取的手段继位，结果在八白室前叩拜时，供桌上的箭壶中飞出一枝箭，将其眼射瞎而亡。当时，就有人说，这是成吉思汗不喜欢他所致。”（杨勇《鄂尔多斯草原文化》）
绥远通志馆的专家们说：“如果起辇谷不在河套境内，那么达延汗何必专门到此地而行此礼？达延汗是黄金家族后裔，离元顺帝出亡年代又不甚远，他对先祖之葬地及历世必于八白室前行继位之礼，知道的必比其他人更准确，所以继位之地就应是安魂之地。加之，成吉思汗之两个儿子窝阔台、拖雷，都在鄂尔多斯河套内有陵墓，尤足为证。”拖雷虽未称帝，但元世祖忽必烈追尊他为睿宗，也是帝王辈。这些史家的结论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陵，自来即在河套，无可置疑!”
升天为敬，起辇谷新解
写于1939年、现存于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老书《伊克昭盟志》，更是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元代将领突拔都随征记内容，印证了成吉思汗安魂河套的观点。这本1935年掘自鄂尔多斯河套境内达拉特旗地下、藏在铁质小柜中的残缺蒙文档案资料译成汉文，内容是：“大汗出征突薨，因大汗××、×××（字迹残破，以×相代，下同）议举天葬……丞相奉汗衣冠宝剑，薰沐置七宝箱内（原按：即当今之银棺），使神驼载运，拟葬××××。行大漠××日至平漠洼地，驼立不行，臣民以主喜悦，为营葬于洼地高原（原按：当系今伊金霍洛），设戍守护……四出觅宝剑，至百里外草地上寻获，就其地为置宝库（原按：即今内蒙古之苏勒定霍洛），四时享祭。”（见纳古单夫《〈伊克昭盟志〉的成书与收藏》，1985年《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
据《内蒙古地方志》蒙古族常务副主编姚思泰先生在贺兰山下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调研，直至上个世纪，牧区老人去世，马、驼拉上，信步由缰，遗体滑落的地方和骆驼止步的地方，就是“久安之地”。此乃蒙古族的古老丧葬习俗。
笔者与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专家交换意见，他们说，成吉思汗及元代诸帝陵寝几百年来神秘莫测，是否因为一些研究者陷入了比照汉族、满族帝王必须“入土为安”的土葬误区？古往今来的蒙古文史籍不土葬的记载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如出自黄金家族之手的蒙古文典籍《蒙古源流》（卷四）就记载着成吉思汗所以“不能请出金身，遂造永安之陵寝，并建天下奉戴之八白室”的理由，是因为蒙古族信仰升天为敬，不是入土为安。被称为“研究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的《蒙古秘史》第268节就写着“猪八年（丁亥，1227年），成吉思汗升天”。（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而《蒙古源流》（卷四）说，当时“葬主之金身于阿勒台山阴，肯岱山阳，也客斡特克之地”（见萨冈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
清代张穆《蒙古游牧记》引证此话之后说明，“既史称起辇谷其地在今赛因诺颜左翼右旗与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之交无疑也”。所谓“斡特克”，即鄂托克，是鄂尔多斯右翼中旗的俗称，即今鄂尔多斯市的鄂托克旗。阿勒台山即此旗西北之阿尔布坦山，今阿尔巴斯山。（梁越著《大汗的挽歌——寻找成吉思汗陵墓》）“肯岱山阳”即今岱拉塔拉山、又名阿尔巴斯山区，在鄂托克旗北；“也客斡特克”即大鄂托克旗一带，均在河套的鄂尔多斯境内。
另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潘照东先生和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史志办主任仁钦道尔吉先生考证，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西北部靠近黄河有山名“千里山”，山间有个“千里沟”。其名的蒙古语为“其额勒”，与“起辇”谐音，汉语意为“人迹罕至的高山深峡”，即龙潭虎穴。“起辇”、“千里”似由“其额勒”蒙古语转译而来，“起辇谷”应该就指今日河套、鄂尔多斯境内的千里沟一带。（《大汗的挽歌——寻找成吉思汗陵墓》）连当时参与“大葬”的扶灵驭手吉鲁特巴特尔的祷词中也有“超生”、“升天”一类的词语：“既弃汝普国之大众，乃超生返往上界乎。”（《蒙古流源·卷四》）
草原敦煌，壁画新佐证
2003年7月，笔者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奇·朝鲁先生一起考察过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的苏里格敖包。敖包前矗立着高大的金属铸的成吉思汗坐骑雕塑，石碑上用蒙古文汉文写着“为纪念成吉思汗征战西夏途中祭奠军旗——苏勒德的祥瑞之地而修建的敖包”。称：“据史籍记载，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第六次进攻西夏，从漠北蒙古大本营率军南下，进入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地区，与西夏军隔黄河对峙，制定了灭西夏的军事大计。1227年成吉思汗行军至苏里格地区时，西夏已被蒙古大军团团包围，总攻时机已成熟，进行决战誓师，取得了胜利。为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元朝帝国奠定了基础。为纪念这一祥瑞之地，在祭奠军旗的地方修建蒙古敖包，至今祭祀不断，代代相传。”落款是“鄂托克旗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专家们判定：“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地区”就是成吉思汗“制定灭西夏的军事大计”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和大军出发地。（仁钦道尔吉，《成吉思汗第六次征讨西夏时下营阿尔寨石窟的行军线路》，《鄂尔多斯学研究》）
令人高兴的是，内蒙古考古研究者找到了成吉思汗病逝后“升天为敬”的最新考古证据。元代蒙古族的丧葬（天葬）习俗和成吉思汗及后妃、四子受祭的历史场景，均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地区元代的“百眼窑石窟”（又名“阿尔寨石窟”）的壁画中，得到了艺术的保留和近似真实的记载。
据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夫妇和鄂托克旗文物所所长巴图吉日嘎拉先生所写的《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兼述成吉思汗在百眼窑地区活动》一文考证，专家们在百眼窑石窟第28窟主龛右侧的上方，发现了《元代蒙古族丧葬图》，长50厘米，宽35厘米。“右角绘白色蒙古包两座，左侧绘寺庙一间，宫殿一间。宫中绘一妇人，垂头作痛哭状，绘三人立一棺后”，应是随成吉思汗西征的也遂皇后哭大汗仙逝。“三人身后，绘有方形墓圹，其中伏卧一尸，有四只白鹤用嘴将尸体衔起，墓圹右角跪僧一人为死者念经超度”；“白鹤衔尸升天的画面，构图十分奇妙，反映了蒙古人对灵魂升天的崇拜和向往”。在此石窟其他处，“还发现有秃鹫（密宗中的神鸟）啄尸的天葬图”。在第31窟门内左侧，他们又发现了《成吉思汗及后妃、四子受祭图》，长120厘米，宽50厘米，壁画场面浩大，计有大小人物百余个，是“石窟中人物最多的一幅”。“正中坐于白色高台之上的八人，为同一家庭成员，他们受到了蒙古贵族和广大民众的崇拜与祭祀，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初步认定他们应当是成吉思汗及其3位夫人和4个儿子”。在画面上排列的次序为：“左起第三人为成吉思汗，其左侧为正夫人孛儿帖·兀真皇后；其右侧第一人为也速干皇后；右侧第二人为忽兰皇后。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从左至右依次是：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当时随成吉思汗西征的也遂皇后，被描绘“在白色高台下，位于突出位置”，“头戴固姑冠，应为主祭人”。考古学家李逸友、魏坚等研究认为，“百眼窑石窟是成吉思汗戎马生涯遗留的一处至今既有地名可考，又有准确地点可寻的故址”，“百眼窑石窟及其周围地区，曾经是成吉思汗养伤疗疾并与西夏作战的前沿。为了纪念他，其后人在百眼窑石窟绘制了祭祀成吉思汗及其家庭成员的壁画”。这些壁画的绘制时间，早在1981年考古学家田广金先生就在《百眼窑石窟》一文中认定：“从整体看其时代可能为元代或稍晚些”。被誉为“草原敦煌”的阿尔寨石窟壁画的内容和地址不但与《蒙古秘史》第264节、265节记载相符，而且专家和国家对辨认结果予以承认，2003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骄后裔，强调唯一性
奇忠义先生2004年10月23日在给笔者的信中说：“感谢您对蒙古文化的关注和热爱，感谢您对成吉思汗及其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在考古及史学界尚未完全确认成吉思汗陵墓的确切地点之前，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是世界上唯一的成吉思汗陵”。“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关于成吉思汗祭祀的活性文化遗产保留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这一点具有唯一性”。他强调：“任何考古专家从任何地方拿不出成吉思汗陵园的实据，光用推敲、判断作为依据的事实，我是决不相信!”笔者曾以《国内外新发现有力证明：成吉思汗陵寝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为题，撰写了包括采访奇先生在内的调研报告，登在《内蒙古地方志》2004年第5期，后被国家权威网站《新华网》的《成吉思汗陵园研究专题》栏目全文转载。2004年12月，《北京科技报》以《2004年科技十大骗局》的通栏标题，揭露在蒙古国发现成吉思汗陵是个骗局。据《环球时报》记者杨涛报道，找成吉思汗陵近年很热。日本大财团资助，多国考古队介入，但都不了了之。2004年10月4日日本一些媒体率先报道《日蒙联合考察队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附近发现成吉思汗陵》的消息，随后英国《泰晤士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等媒体纷纷转载，国内的一些媒体也引述相关报道，炒得沸沸扬扬。但该记者在蒙古国实地采访后，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秘书朝格特巴特尔正式表示：“成吉思汗陵还没有找到。”（蒙古《世纪新闻报》）2005年3月23日，《内蒙古日报》用整版配图加编者按登载拙文。这些报道呈送奇忠义先生，他很高兴。2007年1月14日，我与内蒙古政协民族文化课题组的张卫东同志到内蒙古医院看望奇先生。他微笑着说，郝诚之，你在学界有影响，已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成吉思汗陵真伪辨，二是“河套人”不能改为“鄂尔多斯人”。我说：“这都是您支持的结果。”
根据《新浪》、《搜狐》、《新华网》、《人民网》等国内外网站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等上百家媒体转发、摘发、介绍的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元史专家史为民先生回答记者采访时曾说，内蒙古的成陵是衣冠塚，“类似于敖包（蒙古人祭祀先人的场所），并非埋葬地”，“只是安奉衣冠，未有尸骨”。（见内蒙古新经济研究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探秘》）鄂尔多斯达尔扈特后裔、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那·胡尔查毕力格副编审（《蒙古族丧葬文化》一书作者）对笔者说：“古代蒙古人信奉萨满教的灵魂崇拜。认为人去世了，灵与肉就分离了。因此，要用绒毛放在其鼻口处试试是否呼吸，并用此吸附逝者的灵魂；先祖成吉思汗弥留之际，就是按此教规，以一绺白色公驼的顶鬃放于其鼻孔，后作为成吉思汗英灵的附着物，装入银制灵柩的。”上个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曾打开银棺，也见有似白色驼毛之物。（见郭雨桥《成吉思汗陵——草原文化的七宝箱》，《北方新报》2004年8月7日第4版）
我们综合上述新证认为，唯一保存“八白室”银棺的权威之地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不应是某些人猜测的衣冠塚只有某种象征意义而已。作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安魂之地，它虽神圣、神秘，但确有“骨烬”。不但有文证、人证，而且有物证、图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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