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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陵不是衣冠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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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诚之
编者按
中国社科院元史专家史为民老师认为,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只是安奉衣冠,未有尸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所研究员郝诚之先生等深入考察,多年调研,亲自采访管理成陵达尔扈特的最后一位世袭“济农”奇忠义先生后,不但比较了当年外国传教士的报告和蒙古文献记载,而且核实了成吉思汗继位人窝阔台汗灵骨入套保存的史料和人证,得出结论: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不是衣冠塚。因为这是继鄂尔多斯电视台王忠天同志的专题考证纪实片《探秘最后的成吉思汗陵》之后的又一重大研究成果,都得到奇忠义先生的重视和支持,所以本报分两期发表郝诚之全文,并以此纪念奇忠义先生逝世1周年。
新闻炒作应仔细推敲
2004年秋,随着大型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在中央电视台的热播,神秘的成吉思汗陵再度引起关注。《深圳商报》9月7日登载的《历经770年至今了无痕迹,成吉思汗王陵之谜》一文中称,内蒙古博物馆馆长认为,“成吉思汗陵应该就在当今蒙古国肯特山某个山坡的南侧”;此馆长判断,“成吉思汗墓葬距离地面至少有十几丈,其内部空间应该至少可以放进一个能容纳百余人的蒙古包,而且很有可能更大”。《北京青年报》10月8日登载郑永秋、贝汉姆的报道,题为《发现至关重要的灵庙,日蒙联合考古队语出惊人,成吉思汗陵墓已被发现?》文中说,“在距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约150英里的阿夫拉加市达尔根哈安村附近,发现一座建在四角形基座上的13到15世纪的灵庙遗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之一、日本新瀉大学的白石典之助教授称,“距这个陵墓7英里之内密布着各个时代的蒙古首领陵墓。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应当便是传说已久的成吉思汗陵墓”。
真正的成吉思汗陵寝到底在哪里?700多年来,中国和日本、美国、法国、伊朗等多国研究成吉思汗的专家,各引其据,各陈其理,均无确凿证据否定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因此,想用常规思维如“叶落归根”、“厚葬深埋”、“种种迹象”、“应当便是”来做出“成吉思汗陵墓就在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结论为时尚早。在此,笔者想提供一些新的史料和证据,特别是绥远通志馆专家的考证成果和成吉思汗34代嫡孙奇忠义先生的口述观点及书信资料,就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不是衣冠塚,与大家讨论,请大家判断。
只能在内蒙古
与笔者相识的很多资深专家说,成吉思汗的葬地虽然因为一直“无法请出金身”而有肯特山和鄂尔多斯两种说法。如上个世纪的1915~1917年,两位著名教授张相文和屠寄在权威刊物《地学杂志》连续发表文章激烈辩论,“家喻户晓”,“并没有一个更权威的人出来为此作出结论”。(见陈育宁《大汗安在》)但都承认,作为国家意志和民族公祭的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室”,随黄金家族而移动,后来确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史学家们说:“15世纪70年代以后,当河套地区成为蒙古本部汗主、济农们会盟望祭之地时,乃重建八白室,调集人员组成达尔哈特部众奉祀。为遵循漠北四大斡尔朵原有八白室之旧制,于是称成吉思汗陵帐所在地区为‘鄂尔多斯’(众多宫帐之意),有关成吉思汗文物亦逐渐向北集中,从此鄂尔多斯八白宫帐所在地——伊金霍洛(原在达拉特,后迁至此),便成为蒙古族人民祭祀的圣地。”(赵永铣,《成吉思汗祭典的由来与流传》,《内蒙古社会科学》)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时,日本侵略者占领包头,动用飞机、坦克进犯鄂尔多斯,有一阴谋就是劫掠成吉思汗陵。作为敌对国的中国政府、国共两党,携手保护、西迁成陵,争夺的会是一个假的吗?作为世界上以守护成吉思汗陵寝为唯一世袭职责的、由钦定的追随成吉思汗主要战将元勋的后代组成的、专司供奉祭祀的守陵人群体——鄂尔多斯部达尔扈特,一直实行着最完备、最严格、最权威、最具蒙元特色的祭祀制度;从达尔扈特祖辈开始,到2002年已是38代和39代“永世不为官,终生守常孝”。(见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陵》)只有他们会唱至今未能破译的神秘祭歌《十二首大歌》。这一特殊守灵群体,后来世代守在安放“八白室”的河套鄂尔多斯,而没有守在肯特山一带;允许汉译为“大汗、帝王陵寝”的“伊金霍洛”之地名,未定在肯特山而定在黄河套内的河套、鄂尔多斯安放八白室的地方,绝对不会随意,也不许随意。何故?因为1924年以前,漠北蒙古也在中国境内,一国不允二主,也不允许有两个帝王陵寝。据《成吉思汗八白室》一文介绍:“成吉思汗的八白室是在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后逐渐形成的。八白室的创建过程,始于成吉思汗的继位者——第三子窝阔台汗,终于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前后近半个世纪。”(见杨勇,《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元世祖忽必烈法定的成吉思汗四大祭典最大的一次,即农历3月21日的“查干苏日克祭典”(又称“春季大奠”),就在“八白室”举行。700多年来,蒙古族一直把这个传统的祭奠活动坚持下来,说明它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蒙古族同志讲,睹遗物,思先祖,“八白室”至今存放着“成吉思汗生前使用过的弓箭、奶桶、马鞍、溜圆白骏马的画像”,肯特山一带为什么没有?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时有蒙古国的神职人员和文职人员来鄂尔多斯成陵拜谒的报道,更说明什么?
经查,清代《钦定理藩院则例》就明确记载:“伊克昭盟境内向有成吉思汗园寝,其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寝、承办祭祀之达尔扈特500户,每年共出银500两以供修理祭礼之用。”《蒙古游牧记》称,蒙古语“伊克昭”汉意即大庙,“鄂尔多斯盟名伊克昭”,“因成吉思汗园寝得名”。(见纳古单夫《伊克昭盟成吉思汗陵寝》,《内蒙古地名》)1915年4月,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伊克昭盟盟长特古思阿勒坦呼雅克图(成吉思汗三十代孙),补授“吉农”(即济农),接管成吉思汗祭祀的策命,就要求与“达尔哈特”(即达尔扈特)一起保护成吉思汗陵。试问,一位历史上的帝王陵寝,770年来黄金家族尊奉其神圣不可侵犯,专人世代保护,国家提供祭祀经费,世界上还有第二例吗?
保守秘密是策略考虑
至于成吉思汗陵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为什么直到成吉思汗去世后200多年才公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人说,“那是因为保密”。成吉思汗34代嫡孙、伊克昭盟盟长特古思阿勒坦呼雅克图济农的曾孙、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奇忠义先生(蒙古名:伊尔德尼博录特)2004年对笔者说,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成吉思汗陵寝,忽必烈时代已经建立,但由于严守秘密,史无详载。对外界妄说的“在肯特山”不予辟谣,是“出于策略考虑”。因为“越往远说,越能保住近的;越宣扬假的,越有利于保住真的”。直到明代,“鄂尔多斯人始以成吉思汗陵寝祀典”。(参见卓宏谋《蒙古鉴》)奇先生说,到了清代,世事渐太平,才呈请理藩院,说明这里一向就有500户专职守陵人,国家查实认可后,据此定制,并提供护陵经费。据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陵》一书披露:“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守护奉祀之神的部分鄂尔多斯人留在宝日陶亥(即河套)地区”;“15世纪中叶,在漠北的鄂尔多斯人带着四大鄂尔多(即四个皇家的灵帐)等成吉思汗奉祀之神,进入黄河宝日陶亥(河套)地区,与这里的鄂尔多斯人汇合,定居在这里。因而,宝日陶亥也称之为鄂尔多斯”。即鄂尔多斯在河套,河套有鄂尔多斯。
“内藏骨烬”,不是衣冠塚
20世纪50年代以来,奇忠义先生曾任伊克昭盟郡王旗旗长、副盟长,是1954年3月从青海塔尔寺迎接成吉思汗灵榇返回鄂尔多斯的内蒙古迎陵代表团成员之一。作者请他审读登载在1984年3月31日《内蒙古大学》校报上的成吉思汗银棺存入“八白室”的目击者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新建成吉思汗陵园的施工负责人、后任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伊锦文先生的回忆文章,他说:“其人务实。”伊先生原文如下:“成吉思汗灵榇与大汗皇后灵榇皆以长方形银棺装置,外加铜锁锁着”;“1956年新建的成吉思汗陵园落成后,曾将大汗银棺开过一次……七层棺都开了,只见第七层棺内放着一个用香牛皮枕头裹着一幅成吉思汗的全家画像。皮枕内装有何物,因未打开过,至今仍是一个谜”。“据当地达尔扈特的负责人称:多年相传(皮枕内)是大汗的衣物包着大汗一块骨头”。这与著名元史专家、北京大学余大钧教授所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的记载相符。余教授书中称:“鸦片战争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先后来到鄂尔多斯地区进行活动,曾对成吉思汗陵园作过考察。据他们发表的报告说,他们所见到的成吉思汗陵园有两座毡帐,帐内有成吉思汗的银棺,内藏‘骨烬’。”
据现在移居香港的著名蒙元史专家纳古单夫先生考证,早在1875年,比利时传教士屋斯、尔林登二人游历成吉思汗陵寝的报告中就明文记载:“游历鄂尔多斯,曾见成吉思汗陵寝。其地有高仅数尺之丘陵,上建二庭,……大汗神圣之遗骸,即藏入一复式帐幕内。”他们并绘有当时成吉思汗陵寝略图,载于1875年5月18日《罗马教杂志》第365期。法国旅行家博宁,曾于1896年游历鄂尔多斯,见到成吉思汗陵寝,在他回国后的报告中说:“另有大毡帐两所,相并而立,形似波古色,覆于陵寝之上。第二毡帐内,有红毡一方,而成吉思汗银棺即掩蔽其中,揭而去之,则银棺毕露,形如一大箱,内藏大汗之骨烬,外镂蔷薇之花纹。”(原载《巴黎杂志》,今见《内蒙古地名》)
1955年5月,在鄂尔多斯地区做过多年调查的传教士、文化学者田清波先生,编写了《鄂尔多斯志》,其中有一篇文章题为《〈额尔德尼因·托卜赤——蒙古编年史〉导论》(似应为《古代诸汗编年史》)。该文在注释里写到:“有几部蒙古编年史肯定,鄂尔多斯人称作Dzaxafii xadza xan的‘察哈尔的秃头皇帝’林丹汗劫走了成吉思汗遗骨。”(参见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馆藏蒙古文手抄本《古代诸汗编年史》)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第22代世孙,于1604年继承祖父布延的汗位,统领了以察哈尔为主的左翼3万,右翼称他为“察哈尔秃头汗”。1632年遭阿鲁科尔沁部联合满洲攻打,败逃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后因避满洲皇太极会同归附之蒙古诸部袭击,渡黄河入鄂尔多斯。西迁青海时移走了成吉思汗陵。“因身心不舒,自以为移动成吉思汗陵的缘故,又将成吉思汗陵亲自送返鄂尔多斯,举行盛大祭奠,然后继续西行。1634年病逝于青海希尔塔拉。”(仁钦道尔吉,《阿尔寨石窟传说及其名称和被废弃年代考》,《鄂尔多斯学研究文选》)据蒙古编年史记载,林丹汗为此悔恨莫及,把这看作上天对他的惩罚,便亲自送回成陵,安放包括遗骨在内的遗物。(米济生译《鄂尔多斯志》,刊于1984年伊克昭盟档案馆编《鄂尔多斯研究文集》第一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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