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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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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文明
北方草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亚洲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谈起草原上远古的文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晓克如数家珍：“早在70万年前，呼和浩特大窑文化就在这里闪耀着旧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曙光，大窑石器制造场延续使用了数十万年。此后，草原上又走来了河套人、扎赉诺尔人。考古研究表明，扎赉诺尔人与山顶洞人一样，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踏着河套人、扎赉诺尔人的足迹，新石器时代的草原先民继续创造了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白泥窑文化、富河文化、庙子沟文化、老虎山文化。青铜器时代到来后，草原上又形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鄂尔多斯青铜等文化类型。”
发现于赤峰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聚落遗址出土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说明兴隆洼先民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先民对农作物的栽培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我国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赤峰小河沿的先民已经开始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了陶罐上。有学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文字，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者陨石雨的纪录。
史前发展脉络
1984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进行挖掘。先后出土和发现了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出土的玉质礼器，这些发现表明，早在距今5000年前，红山文化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我国最早的基于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的更高一级的组织形式——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
晓克认为，我国北方草原地处气候敏感区，气候的变化影响甚至决定着这里史前文化的发展方向。草原文化除了在草原上发展、扩散之外，它还有两条十分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脉络，即由北向南发展和由农向牧转化。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在距今6000~3000年间，这里先后发生了4次较大的降温事件，每次降温都迫使相当多从事原始农业的先民背井离乡，走向更加温暖的中原地区。留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们经历了由农业生产转向牧业生产的过程。有学者把这一过程概括为“农业-畜牧业-游牧业”的发展模式。公元前10世纪，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驯养了马，从此游牧民族成了马背民族。
民族交融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旋律，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则是其中绚丽夺目的篇章。
公元前307年，赵国国君武灵王力排众议，下令革政，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首开主动向草原文化学习的先河。从此，骑兵兵种和骑射战法被引入中原，这对我国古代军制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赵武灵王穿用胡服后，其他各国争相效仿，2000多年以来，这种服饰基本被沿袭 。
匈奴民族经过长期发展，公元前209年，以冒顿自立为单于为标志，北方草原第一次竖起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旗帜。此后，匈奴通过对东胡、月氏等一系列战争，完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统一，控制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西汉前期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奉行和亲政策，通过关市贸易开展了物资和人员的交流。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居于今内蒙古西南部、山西、河北北部。不久，北匈奴势衰西迁，又有20余万匈奴人降汉。匈奴人口的涌入使草原文化也随之而来，特别是被称作“胡物”的匈奴器物，在中原受到了普遍欢迎。
北方草原民族历来以军事逞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影响，首开此先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
唐代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融合期。这一时期，无论是民族的融合还是文化的发展，都表现出明显的胡化倾向。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促进文化的改变。草原文化在礼俗、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以及宗教等各个文化层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辽朝首创草原京城以及陪都制。上京城临潢府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分别设立中京城、东京城、南京城、西京城。耶律阿保机建国，创制契丹大、小文字与汉字并用，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架起了一座桥梁。
蒙元盛世数风流
13世纪，蒙古统治者先后统一了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的割据政权，结束了中国500多年的分裂格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政权，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交流的有利环境。
内蒙古社科院草原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乌恩说：“这一时期，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得到肯定，元政府在组织编纂《辽》、《宋》、《金》史时，扭转了以前排斥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
蒙元王朝实施包容的文化政策，这为古代中华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元朝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宋》、《金》史，是二十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学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了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民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
蒙元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启动
8月18日，内蒙古社科院副院长宝力格向记者透露，为挖掘和研究内蒙古这座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已经全面启动。
据宝力格介绍，2001年以来，内蒙古党委副书记陈光林同志明确提出内蒙古要组织力量认真研究草原文化，要通过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确立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2004年7月，草原文化研究工程被批准立项为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同时，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重大献礼项目。这标志着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正式启动。之后，草原文化工程又被批准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对草原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目前，来自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部门的近百名专家学者正在就《草原文化概论》、《草原文化史论》、《中华文化大系比较研究》、《草原文化考古研究》、《北方历史民族游牧文化研究》、《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研究》、《草原物质文化研究》、《草原精神文化研究》、《草原文化区域分布研究》9项子课题进行集体攻关，把草原文化作为整体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完整、全方位地研究。
千年的草原文明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源，开启这些文化资源，就有可能形成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从而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让草原文化产业奏出新世纪内蒙古经济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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