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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族“风马”飞扬3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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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风马”，是指蒙古族民间盛兴过的立杆悬挂或者张贴室内的，拓印在白布和纸上的骏马图。“风马”一词，蒙古语原文为heimori。在蒙古语中“hei”即气体或者风，“mori”即马。因此一般直译为“风马”，也有译作“天马”的。不过，heimori的真正含义却比其表面图案深远，是人们对命运吉祥如意的寄托，也就是“运气”或者“命运”的象征物，所以也可以译成“命运之马”或者“幸运之马”。
信仰“风马”的风气，不只是盛行于伊克昭盟地区（现鄂尔多斯地区,以下均称伊克昭盟地区），其它地区的蒙古族也曾经有过这个习俗。迄今为止，人们所收集到的“风马”图形有两种，一种是反映蒙古族宗教生活的，一种是反映蒙古族生产活动的，附印在上面的文字都是藏文。目前，人们常介绍的是反映宗教生活的“风马”，也就是如今有的蒙古族门前旗杆上悬挂的那一种。它的图案正中是扬尾奋蹄、引颈长嘶的骏马，驮着如意瑰宝飞奔；骏马上方是展翅翱翔的鲲鹏和腾云驾雾的青龙；骏马下面是张牙舞爪的老虎和气盛血涌的雄狮。这5种动物以不同的姿态和表情表现了它们勇猛威烈的共性。人们把这个图案拓印在10多厘米见方的白布或者白纸上，张贴于墙壁，悬挂在旗杆上，或者拿到高山迎风挥撒，让风把它带到远方。不管取何种形式，其意义实质上都一样，人们希望自己的前途像乘风飞腾的骏马一样一帆风顺。
说起“风马”的来源，我区有些研究家认为，它是蒙古民族土生土长的故俗。并且认为黄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对其作了某些改动，如增加藏文内容等，但是它的图形仍然是蒙古“隆当”原来的图案，没有任何改动。然而这种说法是不足为据的。首先拿他们引以为据的“隆当”这个词来说，就不是蒙古语，而是“风马”藏语名称“龙达”的不同音译。在藏语中“龙”即“风”，“达”即“马”，蒙古语heimori是藏语“龙达”的意译。至于在蒙古族民间盛行的“风马”图及其画面上的藏文，显然也不是黄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对蒙古族“故俗风马”进行改变或者增减其内容时加上去的。实际上，它是按其本来面貌传入蒙古地区的雪域高原文化。因此，我们有理由肯定此物不是蒙古族人的发明，而是随着喇嘛教传播到蒙古地区后，被蒙古族人吸纳和接受的藏族习俗。
那么“风马”的发明者是不是藏族呢?也不是。据藏族学者的研究，根据藏文古籍记载，藏俗“龙达”的发明者，是一个名叫贡则·尺杰加布的人。贡则是孔子的藏语音译，尺杰加布是藏族学者赠给孔子的谥号，意思是“智慧大王”。据此，人们不无道理地认为，孔子曾经担任过从事巫、史、礼、卜等“儒”职，他有可能曾经将马牛之类画在纸上，作为牺牲的代用品烧化，以祭祀死者，由此发明了“龙达”。据说，“龙达”刚刚传到西藏时，也是作为给死者的祭品而火化，后来才不再作祭品烧它，而是让它乘风而去在空中自由翱翔，成为祝愿命运吉祥如意的寄托。
由此看来，“风马”的历史可上溯到孔子时代。早在那时，藏族就有了信奉“风马”的习俗。蒙古族人信仰此物的具体时间，虽然史无记载，但是其历史并不久远。这可以通过回顾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历史得出答案。首开信仰黄教风气之先的，是鄂尔多斯蒙古部祖先库图克图彻辰鸿台吉。公元1566年，库图克图彻辰鸿台吉亲往西藏朝圣并且皈依喇嘛教，是第一个入藏受戒的蒙古贵族。回来后他积极倡导喇嘛教，大力筹建喇嘛庙。到了清初，藏传佛教盛行，所建庙宇日益增多。在乾隆年间，当地已经是经声朗朗。可见，此地喇嘛教与群众生活结合之深，是其它地区无法相比的。
笔者认为，“风马”得以盛行，并且形成风气，是在明末清初。从那时起，一直到清末和民国中期，是各地蒙古族人信奉“风马”的最盛时期。
这么说“风马”文化是不是就没有蒙古族的文化特点了呢？当然不是。此物传播到蒙古地区后，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能够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相融，所以它为蒙古族人广泛借用或者吸纳之后，用自己的文化方式改变它、发展它，从形式到内容有所发展。既产生了反映蒙古族经济活动的“风马”图，也出现了同成吉思汗祭礼融合在一起的“风马”，即人们所说的“禄马风旗”，并且被视为表现民族尊严和祝愿民族兴旺发达的吉祥物。这是在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当中，由于两种文化不断磨合、协调、适应，逐渐形成的有着蒙古民族文化特点的“风马”文化。但是，也不能够因为它已经构成自己民族文化特点的一部分，认定它就是本民族的故俗，而忘掉了与原产地文化的亲戚关系。因为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是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复合体中，都表现出其他民族文化多重因素影响的痕迹。笔者认为，探明各种文化的亲戚关系是必要的，如果强指为家属关系，那样是不妥的。
目前，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蒙古族人信奉“风马”的风气，和以前相比也大不一样了，多数地区几近绝迹，个别地区依然盛行。在我童年时，故乡科尔沁地区可以说处处有“风马”飞扬。这是7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现在由于信仰者锐减，几乎被年轻一代所遗忘，已经不盛行了。但是其遗风却在一句形容词中被保存下来。如人们经常把那些办事荒唐的人或者背运倒霉者称之为“风马卧倒”的家伙，意为不会交好运。
在伊克昭盟地区情况则不同，那里立杆飞扬“风马”的风气至今仍然盛行。凡是蒙古族人家门前都有“风马”杆，旗杆顶端安装象征成吉思汗大纛的三叉戟。此风之所以长盛不衰，其原因不外乎当地是率先传播喇嘛教的地区，因此其历史长影响也深。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后来“风马”与成吉思汗祭礼的有机结合、和谐发展所获取的效果，对社会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那么当地蒙古族人门前为什么有的立两个“风马”杆，有的就立一个“风马”杆呢？大凡写文介绍此物者，一般都写两个“风马”杆，但是对其原由均不作交待。于是乎就有研究者写文考证说，这是受喇嘛教影响之后，由原来的一个旗杆变成了两个旗杆。这又给人们传递了一种错误信息，伊克昭盟地区蒙古族人门前一律都立两个“风马”杆。其实并不尽然，也有很多人家只立一个“风马”杆。这是由每个家庭的传统习俗决定的。有的人家只供奉成吉思汗的大纛，他们就立一个“风马”杆；有些人家则按照自己家庭传统习惯，在供奉成吉思汗大纛的同时，又要供奉本家族的族徽，他们就要立两个“风马”杆。因此，这种习俗上的差异与区别，与喇嘛教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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