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西夏历史的见证者

　　公元1038年，在中国的西北部崛起了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西夏。西夏先后与同时代的北宋、辽和南宋、金两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曾经一度辉煌。然而，伴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长达20多年的军事征服和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190年的王朝最终衰亡，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黑水城，西夏历史的见证者，一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近千年的古城，如今静静地倒卧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戈壁大漠中。

　　黑水城，蒙古语称为哈拉浩特，又称黑城，位于干涸的额济纳河（黑水）下游北岸的荒漠上，距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东南方向25公里，是居延文化的一部分。黑水城是西夏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和边防要塞，是元代河西走廊通往岭北行省的驿站要道，也是西夏、元代在黑水流域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苍莽的荒漠上沙丘掩路，远处依稀可见一座矗立的佛塔。走近后，展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一座城池，它东西长470米，南北宽384米，城墙由夯土筑成，高近10米，东西两墙中部开设城门，并且加筑有瓮城。由于当地生态环境恶化，城门已经被沙子埋没了。有些城墙一面与沙子平齐，另一面则是陡壁。城墙西北角上保存有一座高约13米的覆钵式塔，城内的官署、府第、仓敖、佛寺、民居和街道的轮廓清晰，虽然是残垣断壁，但是还能让人想像到当时的繁荣景象。城的一角，城墙之上有一组佛塔群，这是黑水城的标志性建筑。记者听当地人讲述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当地有关部门为了加强对遗存佛塔的保护，曾经派人在塔体上刷油漆，结果导致佛塔失去原色。

　　黑水城的所在地额济纳，西夏语意为“黑水”，它是至今唯一一个完整保留的西夏语音的地名。记者的每一个脚步，都踏在了千年的西夏文明上。这是一片历史遗存，美不胜收，它的苍凉之美，让人欲哭无泪。

　　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来自境外的骆驼队出现在我国西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领头的是一名俄罗斯海军中校，名叫科兹洛夫。科兹洛夫此次中国之行，名义上是受俄罗斯地理学会的派遣专程来进行科学考察，但是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考证一个传说：据19世纪末曾经到过中国的俄罗斯旅行家波塔宁记载，一个叫黑水城的地方藏有许多珍宝。

　　传说西夏末年有一个叫黑将军的西夏守将曾经在这里与敌军交战，由于寡不敌众被久困城中。敌军久攻不下，就切断了水源。黑将军率军挖井数丈，却没有找到救命的水源。绝望中，他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然后将府库中所藏80车财宝深埋井中，之后在城西北侧破墙打洞率军突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顾问、博士生导师史金波研究员说：“黑水城是西夏时期的一个北部重镇，也是连接河套地区和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蒙古时期，成吉思汗的铁骑和西夏军队曾经在这里多次激战。”

　　在离黑水城不远处有一片枯死的胡杨林，被当地人称作怪树林。据说当年突围出城的黑将军就是在这片树林里与追杀来的敌军遭遇，经过殊死拼杀，黑将军的军队全军覆没……传说这片怪树林就是黑将军和他的将士们不散的阴魂和身躯变成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怪树林的传说连同黑将军藏宝的故事被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当年来到额济纳的科兹洛夫在寻找黑水城的遗址时，被当地土尔扈特牧民一次次拒绝。土尔扈特人否认了黑将军的传说，没有人愿意给科兹洛夫带路，也许他们心里清楚：一批批来这里的所谓探险者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据为己有，这一点在土尔扈特人看来是极不道德的。

　　据说有备而来的科兹洛夫找到了当地的蒙古王爷达西。达西王爷开始也并不打算告诉他，但是最终让达西王爷动心的是科兹洛夫事先准备好的礼物和俄罗斯驻北京使团转请清政府加封达西的信件。面对诱惑，达西王爷不但为科兹洛夫提供了前往黑水城的路线，而且还加派了向导。科兹洛夫终于来到了梦幻般的黑水城，后来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

　　据科兹洛夫本人记载，1908年初春，他第一次步入黑水城，在城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地就挖出了10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在内的各种文物。

　　科兹洛夫把这些文物经蒙古驿站运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批文物中那些没有人认识的文字和造型独特的佛像让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即做出决定：科兹洛夫探险队放弃原计划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动，立即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对黑水城展开更大规模的挖掘。

　　对于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年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一直从事西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史金波先生这样认为：“当时俄罗斯科学院的专家虽然不懂西夏文，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作出了一个正确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所以他们命令科兹洛夫返回了黑水城。”

由于在城区内收获不大，科兹洛夫便将目光投向了城外。一座距古城西墙约400米、位于干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成为了他首先猎取的目标。当这座佛塔被打开后，科兹洛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

　　据史金波介绍：“塔里面从上到下放满了西夏的文献和文物，有各种文书，世俗的，佛教的，还有佛像、唐卡。科兹洛夫不懂，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在盗宝时比较草率，记录也很不完整。”

正是这座后来被科兹洛夫称之为“伟大的塔”的佛塔内丰富的文物，为之后揭开西夏的历史之谜提供了详实的文献史料，从而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

　　当年尝到甜头的科兹洛夫，自从发现了“伟大的塔”之后，盗掘行为变得更加野蛮，他几乎见塔就挖。可以这样讲，科兹洛夫疯狂的盗掘，给黑水城和离黑水城不远的同是西夏遗存的绿城后来的考古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由于失去了第一手发掘资料，让许许多多的历史之谜都无法破解。据额济纳旗旅游局的负责人介绍说：“黑水城周围一带，科兹洛夫应该是挖掉了近20座塔。在绿城还有其他地方，他应该是挖掉了30多座塔。科兹洛夫把黑水城周围70%～80%的塔都毁掉了！”

　　从1909年6月12日开始，经过9天的掠夺式挖掘后，科兹洛夫怀着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带着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比第一次挖掘更为丰厚的文物、文献悄悄地离开了黑水城。

　　据说科兹洛夫当年除了把能够运走的文物运走外，一些大件文物不便运走的都就近埋在了古城的周围，但是究竟埋在什么位置，埋了多少，至今还是个谜。史金波说：“科兹洛夫挖掘了很多东西，现在根据他的日记记载来看，大部分文物他当时就带走了，还有一部分文物属于不能带走的大件，比如泥塑像，被他埋在了黑水城的南墙根。1926年，科兹洛夫又来到了黑水城，这些文物他是不是拿走了，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可见，科兹洛夫一生中应该是3次涉足黑水城，前两次有明确记载，那么第三次他又是受谁的指使为何而来的呢？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在有关他的所有记载里人们没有发现答案。也许，这是科兹洛夫的个人行为。对于科兹洛夫来说，黑水城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抹不去的记忆。

　　据当年俄罗斯地理学会记载，在1909年的那次挖掘中，科兹洛夫还在被他称为“伟大的塔”的塔内发现了一具坐姿骨骸。骨骸被运回俄罗斯后，经鉴定为女性。之后，随着俄方考古人员对黑水城文物的逐步破译，一位汉学家发表文章说，这副骨骸是西夏第五代帝王李文孝的皇后罗氏，她极有可能在宫廷争斗中落败并被发配到黑水城，死后就葬在了那座塔里。塔内发现的文物、文献应该是这个女人的私人藏品。

　　说法也好，争论也罢，这都是后话。可惜的是，这具保存在前苏联科学院内的骨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神秘地丢失了，这给西夏学研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来自黑水城的文物在俄罗斯存放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因为没有人识别西夏文，俄罗斯人并不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转机出现在1909年，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伊凤阁教授在成堆杂乱的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本西夏人和汉人相互对照学习语言文字的工具书。《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出现，无疑成了一把打开西夏历史之谜的钥匙。至此，俄罗斯的学者们才明白，原来科兹洛夫用骆驼驮来的是中国西夏王朝190年的历史。

　　史金波说：“黑水城所发掘出来的这些历史文献数量很大，而且基本上集中在一个朝代，完整的版本很多。它的文献大部分是用西夏文写的，对研究西夏王朝，甚至与西夏同一时期的宋、辽、金，还有元代，都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科兹洛夫因为黑水城文物的挖掘而声闻海内外，他从此在考古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当年，科兹洛夫曾经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用幻灯片展示了他在黑水城的发现，尔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的战果。

　　就在这次展示中，一位美国人被深深吸引了，他就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离开圣彼得堡的华尔纳，1923年冬天急不可耐地沿着科兹洛夫走过的路线来到黑水城，华尔纳的运气远不如科兹洛夫，古城内外几乎处处都能看到科兹洛夫挖掘过的痕迹。愤怒的华尔纳大骂科兹洛夫和后来也到过黑水城、曾经盗窃过大量敦煌文物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是“两头野猪，把这里啃得一干二净”。失望的华尔纳最后只带着几个破损的陶罐离开了黑水城，之后在敦煌重演了和斯坦因一样的盗宝丑剧。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也介入了对黑水城的文物掠夺。

　　千年的时光弹指间就流逝了。黑水城在荒漠里沉默着，无语地诉说着沧桑的历史。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贪婪的欲望，中国西夏王朝190年的历史被列强的走卒盗走了，此事给西夏学研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成了诸多西夏研究学者和社会各界心头永远的痛楚。

　　当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然而只有西夏，他多次御驾亲征却未能征服，后来在征服西夏后竟然身死。此后蒙古铁骑横扫西夏全境，西夏文化近乎消亡。元代人编修了《宋史》、《辽史》，却没有编修西夏史。然而，一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近千年的遗址——黑水城，却弥补了这个遗憾，让西夏文明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专家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特别是1983年～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先后两次、历时3个多月对千疮百孔的黑水城做了首次全面的发掘考察。黑水城的神秘面纱逐步被掀开，它的历史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史金波先生一直关注着黑水城的发掘工作，他说：“他们在这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发掘，把黑水城的街区、道路、寺庙遗址都进行了清理，清理面积达到1100多平方米，清理遗址280多处。”

　　通过这两次发掘考察，考古专家们弄清了黑水城的地层关系和城市布局情况，发现了大量文书和文物，文书中有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古阿拉伯文等各种民族文字，总计编号达3000余号，并且将汉文文书中主要部分整理编辑成《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公开出版发行，为研究黑水城以及西夏、元代社会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出土的西夏文字典籍，人们解读了西夏文，黑水城也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蒙古考古队在对黑水城的两次挖掘中，共清理出西夏文献3000多页，但是大多数文献以残页为主，这和当年科兹洛夫掠走的文献相比，无法同日而语。

　　记者在内蒙古文物部门看到了一件黑水城出土的文献，文献已经残缺不全，它被精心装裱后，那些断断续续的文字无言地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也让每一个看到它的炎黄子孙痛心疾首。

　　黑水城附近还分布着许多与它同时代的文化遗址。有成片的村落，有独立的农舍，有佛教建筑。由于风沙侵蚀，有不少遗址被深埋沙中，有的近年来又从沙中暴露。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曾经从沙包中发掘清理出一座新露头的庙宇，发现了一批元代工匠们的杰作——彩塑佛像。

　　一是语言文字类。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有关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释西夏文字形、音、义的韵书《文海》，西夏文字书《音同》等，对于研究西夏文无疑是至为珍贵的资料。

　　二是历史法律类。西夏王朝有着完备的法律体系，然而汉文史料失于记载，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却保存着多种西夏文法律文献，最为著名的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法典原为２０卷，今存19卷1300多页，是我国古代继印行《宋刑统》后又一部公开刻印颁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它吸收了唐律宋律的精华，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非常接近现代法律条文形式。

　　三是文学类。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的写本和刻本，保存有数十首诗歌，反映了西夏诗歌的艺术成就。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保存有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醇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族羌族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

　　四是古籍译文类。西夏统治者积极借鉴中原文化，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孝经》等。特别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类书《类林》，失传已久，敦煌文献中只存零篇断简，而在西夏文刻本则保存完整，通过翻译整理补充，这一失传千载的古籍重现原貌。

　　五是佛教经典类。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法，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翻译抄刻佛经。这些佛教经典有的译自汉文大藏经，也有自己编纂的文献，是研究西夏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西夏王朝重视刻印事业，政府机构专门设置刻字司，黑水城文献中即有刻字司的作品。西夏文佛经里的版画刀法娴熟，印制精美，场面恢弘，风格独特。西夏文文献版式多种多样，规格不一，大的盈尺，小的寸余。其装祯方式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书籍装祯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

　　近代西方探险队依据黑将军的传说多次来黑水城遗址探宝，从这里掠夺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重要典籍。他们的行径也被他们的同族所不齿。英国彼得·霍普利先生所著的《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就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文化强盗劫掠我国文化珍宝的历史，书中写道：“这些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盗窃行为，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毫无愧色。这些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盗走西夏文物壁画、手稿、塑像、铸像和其他珍宝，总数可以以吨计算。这些西夏珍贵文物至少分散在世界上13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

　　在西夏学的研究方面，一直又一个奇特现象，这就是西夏遗址在国内，西夏学研究在国外。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就是国内西夏学学者缺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那么，黑水城到底丢失了什么？这是留给国内几代西夏学者的一个悬念。1963年，前苏联出版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一书，公布了科兹洛夫劫走的部分西夏文献目录，计有佛经345种，政治、法律、军事、语文学、医卜、历法等著作60多种，合计405种。

　　史金波有一个心愿，就是把俄藏西夏文献整理出版，为此，有关学者们决定去俄罗斯。史金波说：“通过前苏联专家整理出版的黑水城文献的目录，我们了解到俄罗斯有哪些从黑水城盗走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目录之外还有哪些东西，我们九羹不清楚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了解、考察的东西。这是我们区俄罗斯的重要目的。”

　　就当时的感受，史金波有过这样的描述，好像穿越了时空隧道一下子进入了西夏时代，眼前是一幅完整而又生动的西夏历史画卷。高大的书架上，依然透着黄沙气息的西夏文物，仿佛向来自故乡的亲人们倾诉着许多年来对故乡的思念，悠扬的西夏乐曲，独特的西夏语言和低沉的诵经声，仿佛就萦绕在学者们的耳边，久久不能消逝。

　　史金波深有感触地说：“每一个从事西夏学研究的人，都非常希望看到这批珍贵的文献。当我有幸看到这些西夏文献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久已向往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死也瞑目了！”

　　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有西夏文文献8000多个编号，其中有不同版本的佛经近千种。文献中有党项人编纂的中国最早的双节语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有我国中古时期唯一保留原件的内容丰富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有以韵为序、将所有西夏文字按韵排列，并对每个字型、字义和字音都作了注释的《文海宝秘》；有全面记载西夏自然、社会的类书和西夏军事法典等重要文献。

　　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在距离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不远处同一条街上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同样藏有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

　　在这些文物中，放置在馆内首要位置的是一尊彩塑双头佛，它非常精致，是佛教中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史金波说：“这种双头佛像，在印度的佛经中有记载。传说有两个穷人，他们都想请一个画家来画佛像，但是又没有钱，结果这个画家就画了一幅双头佛像。除了这个记载，我们所知道的双头佛像作品，只有黑水城出土的这一件，所以它非常珍贵。”

　　当来自故乡的学者们伴随着他人警惕的目光走近这些成就于中国大地上的灿烂文化时，一种揪心的酸楚感让他们近乎窒息。把俄藏全部西夏文物整理出版，弥补中国历史的缺憾，使在场每一个中国西夏学者的梦想。

　　史金波担任《俄藏黑水城文献》主编一职，他表示：“这些西夏文献流失在国外，我们专业研究工作者心情是非常沉痛的，就像我们的敦煌文献流失到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一样，我们要看这些东西，还要不远万里花钱坐飞机跑道外国去看，你想我们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药吧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这个事情做好。”

　　1992年，史金波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与俄方接洽，联系出版事宜，经过反复磋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同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整理出版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珍藏的全部西夏文献，合作协议于1993年达成。

　　面对着一件件西夏文献，史金波感慨万千，他说：“我们接触西夏文献遗产，是在阅读西夏的历史和文化。每天工作完以后，一看到我们身上还有黑水城七八百年前的沙子，我们都感慨万端，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享受！”

　　在前后4次累积约1年的时间里，专家学者们整理登记、拍摄了差不多3/4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这些大概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截止目前，史金波他们已经编辑出版了11册《俄藏黑水城文献》，其他的文献仍然在整理、编辑过程中。

　　不久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宁夏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在北京签订了合作编纂出版《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类似的《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积累了成熟的编辑经验。

　　英藏黑水城文献是近700年以前以西夏文为主体的写本和刻本，是关于宋夏元时期宗教、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总量4000多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14年从黑水城遗址所劫取，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近年来，宁夏学者对这批材料进行了考订研究，基本完成了识别和定题工作。此项目得到了大英图书馆授权，由宁夏和国家民委提供出版资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协助编纂并实施出版，在2004年底以前完成。《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是继《俄藏黑水城文献》之后最大宗的海外西夏文文献以出版形式的回归。

　　黑水城是西夏北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曾经是一片绿洲，是一个牛羊成群、五谷飘香的好地方。至今历史上留下的条条古渠，块块农田，还有成了残垣断壁的座座村庄，似乎都在顽强地显示着它曾经有过的繁荣。

　　如今，黑水城又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的目光，成了人们向往的神秘地方。随着对黑水城遗址的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和修复，这里已经成为魅力独具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