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蒙药的起源与发展 |
 |
蒙医药学是我国四大少数民族医药学之一，是蒙古族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积累和精选出来的有独特风格的经验之结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兄弟民族药物学理论和实践经验，使之益趋完善，总结出一整套用药规律，应用于临床，从而达到了防病、治病和健身的目的。
1.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时期
在古代，蒙古族的祖先常年在辽阔的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而游牧、狩猎的生活。四野临时住宿、饮食且以牛羊肉及乳汁为主，因此创造了许多适合北方地区自然环境、生活习俗特点的医疗方法和技术。在与自然界的各种动物、植物、温泉、矿泉、矿物等广泛的接触之中，逐步发现了能够医治疾病的药用动、植、矿物，并将之反复应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不断总结、积累，并全靠言传身教。蒙古族有句古老的谚语：“病之源食不消，药之源百煎水。”是说自从有了火，人们饮用开水后使因消化不良引起的疾病减少。如人们伤寒感冒时，服用苦参汤发汗治病；肝火旺盛、目赤、目黄时冲干红花与白糖饮服等等经验治疗方法。这些宝贵的经验经过代代身教一直流传至今。
随着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药物应用的方式、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达到了用复方治病的程度，也有了一定的重量概念和制剂技术。早在公元前，匈奴人还将“磐石、桂心、附子、干姜各100 g，研细制成丸，治疗寒病。”此方在7世纪时以“匈奴露宿丸”为名载入孙思邈的《千金要方》。
2.形成学说时期
公元10世纪末至公元16世纪末是蒙药学的形成时期。公元10世纪末，蒙古各部落逐渐强盛起来，随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进入封建社会，蒙古民族与国内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开展，在此影响下，当时处于萌芽阶段的蒙药知识也有了新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公元1226年在蒙古军中瘟病流行就曾有用大黄治愈的实例。据拉施特《史集》记载：当时的蒙古人不但应用“哈迪尔(一种烈性药)、大黄、肉苁蓉、沙棘棘等多种药物，而且有些部落以熟悉蒙古药剂，用蒙古方法治病而闻名于世。”此外食疗、疗术、食疗本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元代饮膳大师忽思慧所撰写的《饮膳正要》记载了具有蒙古族特有的食疗配方，且广泛应用于宫廷及民间，一直流传至今。
在元代，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和中西文化交流很频繁，占有重要历史位置。此期，蒙医药的理论及市场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在国内，各民族医药相互交流，而且东南亚、阿拉伯国家的医药的交流及传人，国内已有合法行医卖药，开办医院等机构。13世纪末，在元大都和上都分别建立了“回回药物院”。随着文化交流、药物交流，蒙古族医生用的药物品种也日益增多，药物知识更加丰富，药物理论也逐渐产生。
3.发展时期
16世纪以后，随着蒙古经济文化的发展，蒙医药学专家们在不断总结提高蒙药理论和用药经验的基础上，吸收汉、藏等兄弟民族的医药学理论和经验，由原来的口授相传发展成文字记载，因而出现了不少蒙医药著作，对继承发展蒙医药学知识起了，积极作用。蒙药学的有关著作，在历史上统称为“本草”。这些本草，原于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与生产，故具有民族风俗与区域特点。18世纪，蒙古族医药学伊希巴拉珠尔用藏文编著的《认药百晶鉴》一书，这本书把药物分成宝物类、草药类等八大类，载入801种药物，并详细阐述了每种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功能和炮制法，还附有药引子、药浴、矿泉、温泉疗法等内容。
19世纪，著名蒙医罗布僧苏勒和木用藏文编著《认药学》一书，该书分为“珍、宝、土、石类药物识别知识”“草类药物识别知识”“木、汤滋补类药物知识”“盐、灰、动物产品类药知识”等四部，这本书对每味药材又分为形态、产地、性味、功能、质量优劣、类别、鉴别方法作了较全面、系统地阐述。收载药物总计678种，约39万字。还有，药物学家占布拉道尔吉撰写的《蒙药正典》等等著作，对近代蒙药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民族医药的发展，制定了很多继承蒙医药事业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蒙医药事业的措施，建立了多个药厂、研究机构、学校、学院等。利用现代科学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对蒙药特有的药物，传统单方、验方进行药理作用，化学成分的分析、研究、提取有效成分制成各种剂型的药物，发挥民族药的特色，象“散普勒·敖日布”…古日古木一13”“那如注射液”等已经率先走出一步，为民族药的发展辟出了新路。
总之，我国的民族民间医药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受到地理条件和人才、技术、资源、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尚有许多的民族民间药未得到开发利用。丰寓的资源，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内蒙古把蒙药开发列为大开发战略项目之一，是国家“绿色工程”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
 |
|
